再次抢建澳星发射场（1 / 2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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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９７８年底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，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，航天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。

１９８０年５月，我国成功地向南太平洋发射了远程运载火箭。１９８２年１０月，成功地进行了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试验。

１９８４年４月８日，西昌宇航中心用新研制的“长征三号”火箭，成功地发射了我国第一颗地球同步轨道通信卫星。

短短几年，我国航天界捷报频传，一跃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空间技术强国之一。

同年１０月，十二届三中全会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中，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。

这是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。这标志着我国的航天事业同样可以“对内搞活、对外开放”。

正是在这种国内背景下，我国航天人的脑子突然开始转悠起来：

中国的火箭能不能打入国际商用市场呢？

承接对外发射任务这一设想，很快得到了聂荣臻、张爱萍、宋健以及国防科工委和航天部等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。

航天部副部长刘纪原很快便负责组织成立了“开拓国际市场十人小组”，开始了前期的国际市场调查和组织工作。

于是，中国航天工业的改革，迈出了小心翼翼的第一步。

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１日上午９时，中美双方几经周折后，在休斯公司总部大楼第二层会议室里，我国长城公司与休斯公司正式签订了的发射澳星合同。

要把“长二捆”火箭发射上天，得有发射场。但当时的中国，没有可以发射“长二捆”这种大型火箭的发射场。

于是，在突击研制“长二捆”火箭的同时，兴建大型发射场的工程，再次在西昌破土动工。

这样一座规模如此之大的现代化发射场，除了设计上的难点之外，遇到的最大问题同样是：经费少，时间紧。

建这样同等规模的发射场，美国用了１１亿美元，法国用了２５亿美元，而我国的预算费用却只有１４亿元人民币。

也就说，我国的经费是美国的１／５，是法国１／９。钱少，办事当然就难。但是没有什么办法，研究所实在拿不出更多的钱。

再有一个问题就是：时间紧。要知道，建这样一个同等规模的发射场，美国用了１９个月，法国用了２９个月，而我国只剩下１４个月了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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